“道”在儒教文化里是指天地间的至理，所以中国人总是抱着一种神圣崇拜的心情论道，却极少有人敢声称自己已经“得道”，以至于连圣人孔子都感叹：“朝闻道，夕死可矣”。和中国人相比，日本人得“道”似乎要容易得多，这是因为他们将“道”世俗化了，将其看作自己创造的生活艺术和精神体系。当今日本传统文化中拥有花道、茶道、剑道、书道、拳道等众多道术。其中茶道和花道堪称日本文化的“双壁”，不仅成为日本文化的骄傲，而且受到外国人的青睐。

　　茶道按照史学界公认的说法已有500年的历史。但如果追究日本茶道的渊源却远远不止500年。以茶飨客本是中国的古老习俗，自古有待客“无茶不成敬意”之说。隋唐时饮茶之俗传入日本，公元729年，日本圣武天皇曾举行“引茶”仪式，向僧侣赐茶。日本人逐渐得到茶树种植和茶叶的炮制技术，饮茶逐渐成为上层社会乃至有闲阶层的日常享受。到了宋代，日本人把从中国引入的“斗茶”风俗改造成“和式赌戏”。在专设的茶室里，窗明几净，茶具考究，众人正襟危坐，从上座开始右手取茶入碗，左手持壶冲茶，依此而行，个人饮后报出茶的种类、产地、颜色等，说中者为胜。此后，僧人将此斗茶游戏与日常饮茶礼义相结合，制定出固定的茶仪，成为武士家族的礼法。这种茶仪便成为日本茶道的雏形。到15世纪，日本僧人珠田村光苦修30年，致力于茶室、茶具以及饮茶礼仪的日本化，并把佛教、儒教文化融入品茶过程，强调饮茶时人的精神感悟，茶道由此创立。公元16世纪，千利休对茶道文化进行了丰富发展，使之逐渐风行日本。现在，日本茶道已发展为“表千家”、“里千家”多个宗派。其中，盛名的“里千家”茶道至今已传世15代，其茶室“今日庵”还被政府列为“重要文化财产”予以保护。

　　实施茶道以要有专用的煮茶工具，而要有精致的陶质茶碗，三要有品茶的茶室。煮茶工具主要有木炭火炉、小水釜(圆肚铁罐)。这些工具正好和“五行”相对应：撮茶的铜勺为金，舀水小桶是木，陶制的茶盅是土，再加上炭火煮水，所谓五行具备缺一不可。煮茶者跪于水釜前先将茶叶捣成粉末后，用小铜勺放入古色茶碗，然后将水釜中的开水缓缓冲入些许，再用茶筅(竹制的搅拌器)轻轻搅拌，直到出现碧绿色的茶沫，再添沸水到碗中约小半碗止。茶水入碗后，主人将茶碗捧于掌上，跪于客人面前轻轻转动茶碗，使其磁花对准客人，请客人享用。客人微微倾身接过茶碗，但不能马上饮用，必须左手扶背向内转三次，将磁花朝向外侧，分三口将茶饮完，再将茶碗左转三周，使磁花对准主人交回。如此礼数要按照座次在客人与主人之间依次重复。

　　茶道的意义在于仪式过程所营造的意境，它包含了日本哲学、宗教、道德、美学、人情等多种因素;茶道的精髓在于宾主通过共同欣赏和享受茶道艺术，达到心灵的融合，从而形成和睦的人际关系。因此，茶水本身并非茶道的核心，对于饮惯龙井、碧螺春的中国人来说，茶味甚至有些苦涩并不上口，其程序礼节对于口渴急欲“牛饮”的外国人来讲，也未免过于繁琐。事实上，一般外国人如果对日本文化缺乏较深的研究，在初次参与之后，就会对这种呆板的“聚会”失去兴趣。只有较长时间地浸润其中，才能在饮茶的同时，慢慢品味到茶道本身蕴含的意境。茶道的高境界为“和、敬、清、寂”。和者，和睦、谐和也;敬者，讲究无我待客，尊敬客人;清者取洁净清幽之意;而寂则有清静入定的意味。茶道的茶室一般设在环境幽静的地方，多花鸟植被而少车流嘈杂，品茶之人可以气定神闲专注于茶道本身；茶道的进行节奏舒缓有序不急不躁，对人的操作、仪态、动作都有严格规定，可以磨练人的心性；茶道要求茶室环境布置要协调，主人待客要尊敬，客人要谦逊，无疑可教人修身。因此茶道与其说是饮茶，不如说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手段。当然，对于少数精通茶道的人来说又是一种感官和精神的高级享受。

　　当今日本社会，由于商品经济高度发达，茶道也同样染上了浓重的商业气息，成为一种消费服务，单纯修炼茶道的人大大减少了。但是，在民间不少地方仍然恪守茶道礼法。少女成人出嫁之前，必先研习茶道，以培养为人妻子应具的贤淑品行。在日本的寺庙里，茶道仍然得到保存和发扬，以茶道作为迎客的高礼仪。即使在繁华的都市里，经常被世间烦恼所困的日本人也常常把茶室作为寻找宁静、人情和生活情趣的好去处，把茶道看作寻求精神解脱、慰籍的手段。看来，日本茶道之所以经久不衰，并不单单因为日本人珍视传统，还得益于它现实的社会文化功能。

　　日本的花道也叫插花，是将鲜花经过剪裁之后，按照一定的意念构思，加以精巧的组合摆放在器皿中的一种艺术。日本的花道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佛教传入日本，佛教仪式中在佛像前供花的习俗也随之传入。一直到15世纪，花道还只是宫廷寺庙的“专利”；但是，到16世纪，好美的日本人逐渐将其从宗教仪式拓展为民间艺术。当时每年的“七夕”节都要举行花展，女人们相互比赛插花技巧。明治维新以后，花道作为一种文化得到官方的承认和支持，逐渐成为妇女进行品德艺术修养的手段。即使在今天，许多日本姑娘出嫁前到“家政学校”学习时，花道和茶道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必修课”。日本几乎每年都举行全国性的展览，并且有不少研究插花的专门机构。

　　从花道的艺术发展轨迹来看，早期的花道重视保留素材的自然状态，但后来逐渐发展为以自然素材反应插花者的宗教观念或个人构思理念。如花道理论的基干为天、地、人，一盆花往往要有三个中心枝，而且三者之间要搭配和谐。因此，花道和绘画、雕塑一样是一种极具表现力和感染力的艺术形式。花道艺术中同样有“匠”和“家”之分，如果满足与掌握插花技巧，搞一些家具点缀并非什么难事，但要创造出富有艺术魅力的作品，成为插花大家，也不是件容易事。研习花道要首先从基本技法学起，花道技术分为器皿选择、花枝的修剪摆放、花的固定与保鲜等等。但是，这些只是花道的形骸。通过学习和掌握插花技术，加强人的修养，才是花道之为道的根本所在。而反映人的宗教、哲学或艺术思考，给人以智的启迪和美的享受，则是花道追求的至高境界。

　　实际上，花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人亲近自然的文化根性。日本古代随笔大家清少纳言曾在《枕草子》中这样记述道：“把开得很好的樱花，长长的折下一枝来，插在大花瓶里，那是很有意思的……坐在花瓶近旁，说着话，实在是有兴趣的事。在周围，有什么小鸟和蝴蝶之类，样子很好看地在哪儿飞翔，也很有意思。”大概，日本花道的文化底蕴其实就藏在这几句看似平常的话里。这种对自然的亲近和热爱正好和环保主义等现代理念相契合。因此，和茶道、歌舞伎相比，在日本的民族文化瑰宝中，花道是容易被外国人所理解、接受、欣赏的传统艺术。对于苦于民族封闭意识太重的日本人来说，花道无疑也是让世界了解日本人的捷径。

　　歌舞伎是日本舞台艺术的奇葩，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据传说17世纪初一个名叫阿国的女巫为了筹钱建造寺院，到全国各地献舞，其动人的舞姿使国人为之倾倒，所跳的舞蹈被称为“歌舞踊”这便是歌舞伎的由来。后来“阿国歌舞伎”传到日本各地，歌人游女纷纷模仿，载歌载舞以展现女性魅力吸引看客。不久，这种“女歌舞伎”逐渐被由美少年担纲的“若众歌舞伎”所取代。由于这两种歌舞伎多具有强烈的情色意味，层屡次遭到幕府的禁止。在这种情况下，歌舞伎角色开始全部由男子扮演被称为“野狼歌舞伎”，并吸收了科白剧和能乐的艺术特征，其中的色情因素大大降低，而艺术品质有了很大进步，由此奠定了歌舞伎的艺术地位。

　　现代的日本歌舞伎角色仍然全部由男子担任。扮演旦角的男演员叫做“女形”。由于歌舞伎像中国京剧那样，脸上要饰以很重的彩妆，且有假发、戏服。因此，观看演出时，观众仅能从扮相上识别角色的身份。歌舞伎的伴奏族乐器“三味线”为主，另外有鼓、笛伴奏。但是，和中国京剧不同的是日本歌舞伎的剧目都是取自历史故事或传说，如《忠臣藏》、《镜狮子》、《劝进帐》等，极少有现代题材。歌舞伎的“大腕儿”都是有世袭艺名，如“五代目”“七代目”等。此外，演员还分别有自己的“屋号”，相当于所在剧团的名称。当名角出场或戏演到高潮时，观众就大喊演员的“屋号”，表示敬意和祝贺。

　　歌舞伎可以说是日本传统舞台艺术文化的内核，是日本土生土长的艺术，正是因为如此才难以为世界其他民族所认同。即使在同在东亚文化圈中的中国人也不容易充分理解歌舞伎的艺术内涵，笔者再一次观赏日本著名歌舞伎剧团的访华演出时发现，尽管有中文解释，仍然有将近一半的观众表现出不理解或没兴趣。日本的邻国观众尚且如此，英美人士就可想而知了。

　　和歌舞伎相比，艺妓则更为人所熟知。在日本，艺妓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社会存在，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艺妓既是一种服务性的职业，又是一种充满日本味的艺术。在历史上，艺妓本来和勾栏有说不清的瓜葛，以至于明治维新时期，天皇政府认为有伤风化、有损日本的国际形象，一度予以禁止。但是，还是社会习惯的顽固性和艺妓固有的艺术价值挽救了自己，得以延绵不绝以至今天。二战以前，以及几乎是社会下层少女的“专利”，通常是一些贫苦的人家迫于生计把女儿卖到艺妓馆。少女被卖入艺妓馆后，即和艺妓馆的老板——妈妈建立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并接受严格的技能训练，然后以献出初夜为代价找一个长期依靠的男人——老爷，并开始漫长的艺妓生涯。